创作了《放卫星》的贺绿汀在文革中的遭遇

创作了《放卫星》的贺绿汀在文革中的遭遇贺绿汀创作的《游击队歌》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。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,浆糊桶套在头上,还被逼迫在地下学狗爬。

《游击队歌》曾经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,创作了《游击队歌》的贺绿汀,在1949年之后长期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。

“大跃进”运动开始的时候,贺绿汀也是由衷地拥护。在他的带领下,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,纷纷开赴农村,开展所谓“四边”(边劳动、边创作、边演出、边采风)、“六边”(边劳动、边创作、边演出、边采风、边学习、边辅导)活动。而贺绿汀的创作确实是跃进的速度的,平均每月一首,其中有一首乐曲的名称就叫《放卫星》。

然而在1960年回故乡邵阳采风所目睹的一切,使他感觉到了《放卫星》这样曲子的滑稽:

树木被砍削一空的山岭,光秃着身子,冷清而又贫瘠。稀疏的村落,空旷的不见人影的田野,颠簸不平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弯来绕去。公路两旁偶尔出现的房屋顶上、门墙上,用白漆刷写的“大办食堂”、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,依旧赫然在目。瑟缩的门墙根前的乡亲们,一个个脸皮黄瘦,眼泡浮肿。

在小组会上他说出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。但是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,贺绿汀被作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揪斗出来,他的关于“大跃进”的言论成了重要的“罪证”之一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初始,解放日报、文汇报开始“炮轰”贺绿汀,说“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。两天后,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,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诬蔑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。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“革命对象”。他家中所有生活用品、上万册藏书、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。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,也被捅上几刀,开膛破肚。“打倒”的标语,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。

有一段时期,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搔扰和纠缠,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,直到天黑才敢回家。可是有一天晚上,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。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,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,给他们剃了阴阳头。批斗快结束时,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,高声叫着:“瞧!这对黑帮!”

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,失去人身自由。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,晚上不敢开灯。岁末寒冬的季节,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,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,互相取暖御寒。很快,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,与丈夫一起被游斗、隔离。

贺绿汀被囚禁上海音乐学院期间,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,逐一剖析,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《我的第一张大字报》,贴在大批判栏里。这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。“打贺指挥部”成立了,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。

,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。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,贺绿汀坚决地说:“我是不会屈服的。”造反派教训他:“顽抗到底死路一条!”贺绿汀回答:“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:第一,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;第二,我要澄清事实,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!”电视直播被迫中断。两周后,贺绿汀被以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罪名戴上手铐,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。

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成立了所谓的“贺绿汀翻案集团”专案组,贺绿汀夫人姜瑞芝被诬陷为“翻案集团”的“罪魁祸首”,后来又被定性为“叛徒”,关进了少教所。他的三个女儿被定为“翻案集团黑干将”,受到“隔离审查”……

二女儿贺晓秋已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,被定为“反动学生”,关进隔离室。4月4日,她作为“贺绿汀翻案集团”的“骨干”,受到严厉的审问。面对审讯者,她说:“对‘文化大革命,我想不通,我就是想不通!我也不愿意想通!”4月6日深夜,贺晓秋开煤气自杀,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4月25日,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团的园形演出厅里召开全市批斗贺绿汀“翻案集团”大会,而且安排了电视台实况转播。
“文革”中所有的批斗会,被批斗对象都是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的,哪知道,贺绿汀听了没几句,就站起来要反驳,戴着“红袖标”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动武,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,他痛极倒地,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。“红袖标”再夺开话筒,他又抢回话筒……

批判会没办法再继续下去,信号被掐,电视荧光屏一片雪花。

会后,贺绿汀被毒打一顿,戴上手铐坐牢。

每批斗一次,贺绿汀就写一份材料,为自己辩护。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给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,他一年中写了50多份、20多万字的“反扑翻案书”。

贺绿汀在狱中也多次受到严刑拷打,受尽了凌辱和折磨,但他每被提审一次,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。在棍棒和皮鞭下的五年,贺绿汀写下的辩白材料共有64份。而当看管人员打他,他就大声喊:“×××打人喽! ”赵丹、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,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,而且他还没有屈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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